随笔杂志

铁箫声幽

(本文选自《随笔》2012年第3期)

宗璞

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旧书虽念得不多，还知道些;西书了解不深，总也接触过。没有赶上裹小脚、穿耳朵;长达半尺的高跷似的高跟鞋还未兴起。精神尚不贫乏，肉体未受虐待，经历更是非凡。抗战那一段体会了人的高贵的品质、信念与坚忍;“文革”那一段阅尽了人性的狠毒与可悲。我们的生活很丰富，其中有一项看来普通、现在却让人羡慕的，值得大书特书的，那就是，我们有兄弟姊妹。

传统文化讲五伦，其中之一是兄弟。常听见现在的中年人说:他们最羡慕别人有兄弟姊妹。想想我的童年，如果没有我的哥哥和弟弟，我将不会长成现在的我。

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大姐钟琏长我九岁，所以接触较少，哥哥钟辽长我四岁，弟弟钟越小我三岁。整个的童年是和哥哥、弟弟一起度过的。抗战胜利，我们回到北平，回到白米斜街旧宅中，这座房屋是父母的唯一房产。有一间屋子堆满了东西，和走的时候完全一样。那时冬日取暖用很高的铁炉，称为洋炉子。烧硬煤，热力很大，便有炉挡，是洋铁皮做成的，从前常在上面烤衣服。我们看到那铁炉依旧，炉挡依旧。最有趣的是炉挡上面写了两行字，也赫然依旧。这两行字是:“立约人:冯钟辽、冯钟璞。只许她打他，不许他打她。”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失笑。父亲说:“这是什么不平等条约!”那时哥哥已经去美国求学，那条约也因炉挡的启用擦去了，他没有再见到我们的不平等条约。

我已不记得怎么会立下了不平等条约，好像全无必要，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不过，这也是一种姿态。另有些事倒是历历如在目前。清华园乙所的住宅中有一间储藏室，

回看那个时代

(选自《随笔》2012年第2期)

袁  晞

从1945年秋天到1991年初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这40多年时间被历史学家称为冷战时期。

时光荏苒，冷战结束不觉间已过去20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苏联的全称已经陌生，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念得利索。回首往事，其实冷战的几十年影响到几代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生道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从生于20世纪初年的人，到今天俗称的70后、80后，无不受到冷战的影响，不论欧美亚非都是如此，中国人也在其中。

像我这样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当年流行的说词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生几乎与冷战时期同步，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冷战的影响。出生的时候朝鲜正在打仗，许多人的名字叫“抗美”、“援朝”、“赴朝”，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又有不少起名“和平”、“胜利”。小时候天天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后来是炮击金门，小学课文就有“台湾海峡浪滔滔，掀起十二级大风暴……开炮开炮开炮，向艾森豪威尔开炮!英雄的大炮在怒吼，艾森豪威尔滚回去!”的诗歌。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中苏关系破裂，到了60年代末，苏联成了正式的敌人，报纸上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我们就忙着“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城里人还有挖防空洞、打战备砖的经历。再后来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现在许多人一谈到国内外时事，还常常用“冷战思维”来考虑问题，好像身边都是敌人，或者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所以他们成为大科学家

(本文选自《随笔》2012年第2期)

沈宁

近年的中国，盛产大师，也热衷探讨做大师的捷径。小学分理科班和文科班，就是其中邪门歪道之一。殊不知，没有精通文史的底子，理工也学不成功。

若论中国人发现除四书五经之外，天下还有自然科学一说，并且大规模努力学习，始于庚子赔款公费留学。我不知道当年庚子赔款留学怎么考试，但当时各地私塾，大多只读四书五经，所以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大概也只能以文史为主。事实上，庚子赔款留学生中，那些后来成就巨大的自然科学大师们，都曾熟读经史，学问等身。

庚子赔款留学生第一期的曾昭权，乃曾国藩之曾孙。清朝后期最有名者，莫过曾国藩，后来权倾一朝的李鸿章是他的门生。不过比权势更流芳百世的，则是曾国藩对子弟的严格教育，坊间留传曾氏家训，历百年不衰，可见一斑。他规定族中子弟自幼每天读书五页纸，写字一百个，逢三逢八作一文一诗，经史子集，无不必读。如此家教之下，曾孙曾昭权十六岁考取庚子赔款留学，就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电机工程。

庚子赔款留学生第一期另一位梅贻琦先生，被尊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其父中过秀才，梅贻琦自幼熟读文史，曾讲出“谁背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的话。他考进南开学堂第一期，成张伯苓的得意门生。留学美国，主修电机工程。

庚子赔款留学生第二期的赵元任，后来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清华四大导师。其父清末中举，母亲善诗词昆曲。赵元任幼承庭训，熟读经史，到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获数学学士，副科修物理。在哈佛大学得哲学博士之后，还回康奈尔大学教

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本文选自《随笔》2012年第2期)

顾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进北大中文系读书之初，即有幸完整地听了吴小如老师两门课:一门中国诗歌选，一门中国散文选;后来能搞一点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至今也还坚守文学研究领域并开展若干运动战，最重要的基础在此。

上中学的时候，我已经读过不少古人和今人编注的古诗文选本，一些名篇大抵基本熟悉，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听了吴老师的课以后才知道自己先前尚未入门，而现在才算明白了一点。吴老师讲课的内容，颇多写进他前前后后的大小文章之中者，只要能找到的，我都一一细读，与课堂内外听他讲过的互相印证，觉得大有收获。所以直到现在也还常常在读他的几部相关著作，争取温故而知新。

数年前中华书局出版《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我在一篇书评《会心解味读诗词》（《博览群书》2009年第2期）中详细评介周先生的成就与方法，文末忽作一比较宏观的考察道——

顾随、叶嘉莹、周汝昌诸先生构成诗词赏析中的一大派。顾随先生说:“我们读古人诗，体会古人诗，与之混融是谓之‘会'，会心之会”〔《驼庵诗话·总论之部（三）》〕;叶嘉莹女士称颂其师说:“先生平生最大的成就，实在还并不在其各方面之著述，而更在其对古典诗歌的教学讲授……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季先生》）。他们师弟三人讲诗词的路径风格颇有一致之处，或可称为会心感发派;这一派与微言大义派（古已有之，远如毛诗的传笺，晚近如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均为代表;于今仍盛，却不容易举出一个合适的代表来）、诗史互

犯人的死法

(本文选自《随笔》2012年第2期)

狄马

引子

最近看了一部好电影，电影的开头是这样的:在美国南部，一个风景旖旎的小镇上，两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被人奸杀。一群手执钢叉，挥舞着长枪短枪的农民飞快地穿过田野，趟过溪水，在奋力追赶凶手。当他们赶到一片树林时，看到一个高大威猛的黑人正抱着两个死去的小女孩哭泣。法院认定这个叫约翰·考菲的黑人正是杀害这两个姑娘的凶手。他被带到一个叫“绿里”的监狱执行死刑。这就是美国电影《绿里奇迹》（The Green Mile）开头的场景。

可随后这个故事却变得耐人寻味起来。监狱主管保罗发现考菲虽然样子可怕，却出奇地平和善良，天真起来像个孩子。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考菲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凭借这种魔力，他不但医好了保罗的尿道炎，使一个叫“金格斯”的老鼠死而复活，而且还医好了监狱长的妻子梅琳达的癌症。保罗认为，上帝不会把这样一种神奇的魔力交给一个杀人犯。后来他通过一次神秘的接触知道，真正的凶手不是考菲，而是监狱里的另一位犯人威廉·华顿。可面对法院的判决，他无能为力，于是想私自释放考菲——

保罗:要我带你离开这里，或者要我放你走，看你能走多远吗?

考菲:你为什么要做那么愚蠢的事?

保罗:当我死的那天，我站在上帝的面前，他问我为什么杀死他的奇迹，我该怎么回答?

考菲:你告诉上帝，你做了一件好事。我知道你难过忧愁，不过现在该停止了。我想结束我的生命。真的，我累了。老板!我不想像只雨中的麻雀，孤独地飞。我不想从来没有朋友，告诉我从哪儿

残局

(本文选自《随笔》2012年第2期)

祝勇

一

段祺瑞喜欢下棋，他下棋时安静的表情，让人几乎看不出他是个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的屠夫。他生活简朴，既不敛财，也不收藏女人，甚至饮食，都异常节俭，尽管他并不戒荤，但除了米饭馒头，通常只吃一碟雪里蕻外加一点辣椒，对于山珍海味，看都不看一眼。仅从个人道德角度上讲，他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方正的棋盘，似乎概括了他对生活的全部需求。在他的生命中，不知有多少个危难时刻，是守着一盘残局度过的，只要他的棋子一息尚存，现实中的他就能绝处逢生。

当芮恩施拜访这位后袁世凯时代的内阁总理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穿朴素长袍的文弱的中年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段祺瑞是不穿军服的。这是因为他对政局的兴趣似乎远远不及他对棋局的兴趣，而下棋，是不需要全副武装的。

二

黎元洪不属于北洋系，所以黎元洪是否曾与段祺瑞下过棋，现在已很难考证。留在历史中的，是两个人在现实中的搏斗厮杀。段祺瑞不与黎元洪下棋似乎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在他眼里，黎元洪连个对手都算不上———他只是一具没有思想的木偶。

对于段轻视黎的原因，陶菊隐曾经做出如下总结:“第一，前清时期，他自己做过统制（师长）、军统（军长）和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不过是一个协统（旅长）;第二，袁世凯当权时期，他是北洋派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勇的政治俘虏;第三，目前黎的总统地位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他认为对黎没有假以词色的必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卷，第151、152页，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河流之死

(本文选自《随笔》2012年第1期)

黄金明

凤凰村坐落在一块长条状的斜坡上，屋舍错落有致，一条村巷由北向南，贯穿而过，直到江边。尽管凤凰村有蛇地及蟹地或龟地之说，但我想若航拍的话，看来更像一尾鲤鱼，层叠细密的灰瓦像鱼身的鳞片。鱼尾在长滩岸上摆动，鱼头伸至下游的“荷包袋”，正好对着鬼落山。我们家就在“鱼头”的部位上，凤凰村当时惟一的甜井恰巧居于鱼眼的位置。不管地形像什么，当年先祖正瑞公迁居此地，肯定是因为河流。河流像一条透明而闪亮的玉带，从“鱼尾”贴着“鱼腹”流过，再从“鱼嘴”处流向下游的米缸窝，直往下游的石头垌及马园山流去，此地乃明末义军首领黄庆国所建的水碓遗址。

河水环绕着村子流过，使我的童年在水声中度过了每一个夜晚。上游有多个水源，其中一处发源于中火嶂北麓，有一两处发端于广西十万大山余脉，可谓源远流长。上游河床浅窄，流量不大，至长滩处逐渐开阔，流速减缓，风吹过处，波光粼粼，两岸林木幽深，正适于鱼虾繁衍。长滩处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蓄起水坝，将河流拦腰截断，坝上安装水泥板水闸，上铺水泥桥，供行人牛马行走。坝边开挖一条水道，将水送到水轮机房，利用水力使大铁轮转动，并用皮带将动力传到碾米机去碾米。水轮机房就建于河岸山坡临水处，临江的墙基高逾十米，长有八九米，全由石头垒砌而成。石头之间的石灰线白色而清晰，看上去像一个巨大蜂巢的平面图。我常坐在河岸上，盯着那面石头墙发呆，那些规则的、多边形（或多棱角）的灰色或白色相间的图案，仿佛诞生于一种符合美学的神秘秩序，让我感受到了它的法则和威严。水从石头墙底部的水道流出，泛着泡沫，

谁制造了谎言?

(本文选自《随笔》2012年第1期)

周树山

波兰是个不幸的国家。

2010年4月1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及部分军政要员乘飞机前往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参加“卡廷森林事件”七十周年纪念活动，飞机在降落时不幸坠毁，包括总统夫妇在内的九十六人无一生还。

就在总统客机出事前三天即4月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和到访的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俄境内的斯摩棱斯克州的卡廷森林参加了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普京在卡廷纪念碑前单膝跪地来纪念死难者，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人民对‘卡廷惨案'作了比较真心的反省”。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苏联军队在卡廷森林中杀害了约2.2万多名波兰军人（其中有四千名波兰军官），然后，苏联却谎称这是纳粹德国制造的惨案。这个谎言一直被重复了几十年，人民知道真相，但却不许说。谎言被写进官方的历史。在波兰备受苏联操控和影响的时期，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一直是一个禁忌，因为这个政权是在苏联卵翼下得以存在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一样的，所以，真相要遮蔽，历史要篡改，要钳制住人民的嘴巴，不许说出真相。但是在八十年代，波兰人民开始觉醒和反抗，这个民族要挣脱集权制度的枷锁，渴望自由。它的最显著标志是团结工会运动，通过集会、游行、罢工和街头讲演反抗集权制度的政府。最有力的武器是戳穿官方的谎言，揭示出历史的真相，还原被官方篡改和遮蔽的历史。首先是真相，然后才是自由。波兰人民懂得这个道理。集权制度是靠谎言来奴役人民的，一切集权制度统治都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之上的，一旦谎言被戳穿，真相展示在人民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