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志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 （旧书摘抄）

(本文选自《随笔》2012年第1期)

朱正

孙中山和宋庆龄是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结婚的。当时因为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宋庆龄就是去和这一位政治流亡者结婚的。

这件事立刻给她在国内的亲戚带来了麻烦。在莫理循的档案里有一个文件谈到这事，那就是1915年12月12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罗伯特·尔·盖利写给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一封信。下面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孔先生（朱注:孔祥熙）最近在北京去找过你两次，你都不在家。他想让你知道信内所附这一声明的事实。他是否会告诉你一些最近家庭纠纷以外的事，我不知道。不过，侦探因为这个在作调查，我认为最好把事情告诉你，那怕它是孔先生向我私下说的。孔夫人（朱注:宋霭龄）有个妹妹叫罗莎蒙德（注:宋庆龄的教名），最近刚从美国上学回来。孙博士（朱注:孙中山）引诱这位感情容易冲动的姑娘嫁给他，他为这个目的和他妻子离了婚。这位姑娘和他父亲一起住在上海，她母亲到山西去和她的那个怀了孕的女儿孔夫人住在一起。她母亲回到上海的当晚，这位姑娘跟孙医生派来接她的密使动身去了日本。她的父母无限悲伤。一有他们女儿行踪的线索时，就跟着到了日本。但是，到得太迟了，婚礼已经举行。就是这件伤心事，使得宋先生害了重病，把他的女儿孔夫人叫到他青岛家中的床边。这家人恨透了孙博士，抱怨他勾引一个老朋友的天真、热情的女儿离家出走;还恨他不忠于跟他共过患难的妻子。他所有的孩子全比他刚娶的姑娘年纪大。（《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513-514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走路的回忆

(本文选自《随笔》2011年第6期)

陈思和

一位有心的朋友读了我写的《看批判电影去》一文，来问: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这个“去”字用得多余。我说并不多余，因为加了这个“去”字，才强调了我当时住在上海东部杨浦区的地理位置。当时杨浦区是工业区，电影院里有没有放映过批判电影我不知道，我所去的电影院都是在市中心区，因为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在市中心，看电影的场所都在就近的沪光、和平或者大光明等电影院，上世纪60年代的市内交通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杨浦区在市民心目中已经属于近郊地区，我们孩子时代偶尔去一次市中心，告诉别人的时候会说:“昨天我去上海了。”言下之意，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在上海市区以外。我们去市中心区，只有一辆公交车从控江路直达海宁路终点站（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再换市中心的各种车辆，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印象里，大约是到了海宁路才有了市中心的感觉。那时海宁路在四川北路与吴淞路之间有四家剧场和电影院，其中胜利电影院、国际电影院、解放剧场等都是很著名的剧院，我住在虹口、杨浦的时代，凡看戏和电影，或者家长们说要去“市里”逛逛，多半也是到那一块地区，就像农村赶集市一样。所以我说，看批判电影是要“去”的，有一种动态在里面。

那么，何以“去”呢?像我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只要不是与家长一起出行，不管是单独而行还是与几个小伙伴结伴而行，都有意不乘坐公交车，用双脚走的。那时去一次市中心，也不花什么钱购物，最多就是花八分钱在淮海中路长春食品商店（当时改店名为红旗食品商店）喝一杯酸梅汤，或者沿路买一根雪糕就很满足了。而这八分钱，往往就是靠两只脚

夺了鸟位又如何？

(本文选自《随笔》2011年第6期)

狄马

许多人看《水浒》都不忍目睹它的结局，尤其是当这种结局通过电视的形式更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许多人都为英雄们的如花零落嗟叹不已。他们说，梁山没有墓地吗?何必非要把人赶到江南打盟友?本想燕然勒石，封狼居胥的人，最后却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人在欣赏过程中产生的“审美同情”。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文化批判的立场看，这种“同情”又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不论他们最后选择招安，还是维持根据地现状不变，甚至“夺了鸟位”都不会给故宋的老百姓带来幸福和尊严。除非他们能探索出一种比大宋先进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否则，即便是“夺了鸟位”也不过是完成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而已。

一

大约在纪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百里之地西岐被探索出来，主要表现为以“礼乐”为核心的一套社会政治新秩序。比如，卦辞上记载的“（王）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就讲的是在周国内部遣散奴隶的事情。“前禽”指以前在战争中捕获的奴隶，“驱失”就是遣散;“不诫”指本土平民不再防备他们逃跑。另外的卦辞还显示，周国的统治者不仅还奴隶以人身自由，而且还改变了原来的土地所有制。“涣其群”指解除了对奴隶的集体拘禁，“涣有丘”指奴隶获得自由后有了地种。武王在阐述这种变革时明确指出“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就是说，如果我仅仅夺取了国家政权（邑）而不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井），对于百姓来说，就等于什么也没干（无丧无得）。既然什么也没干，百姓为什么要拥护我呢?因此，他和父王姬昌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人心归

良知安在?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本文选自《随笔》2011年第6期)

施京吾

不论我们生存于怎样的时代，总要和政治发生林林总总的交集，一个普通人的政治态度、政治选择往往难以引人注目，但知识分子则大不一样，他们一旦表达出某种政治倾向，就可能产生巨大社会效应，因此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后果。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给我们介绍了六位思想家、哲学家——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奇特政治履历与政治发生了奇特交集。

该书封底介绍上写着:“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自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马克·里拉给我们介绍的六位知识分子是:海德格尔、施密特、本雅明、科耶夫，以及福柯和德里达。他们在暴政面前，有的合作与追随，有的徘徊与摇摆，有的讴歌与赞美。

知识分子与政治交集在中国一样屡见不鲜，区别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屈从往往是身不由己，他们的屈从通常还意味着自己的政治选择与自己政治观念扞格不入，意味着自己思想的改换门庭（由于当代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有部分学者的选择不再是屈从的结果，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比方一个深受中国文化传统浸淫、身着长袍马褂、满口“之乎者也”、满怀士大夫意识的士子，突然转变为一个唯物论者，这种转变蕴含着多少文化观念的转折?不仅在于他

王尔德的有趣见解

(本文选自《随笔》2011年第6期)

苏福忠

英国的二战伟人丘吉尔被问起，百年之后愿意和谁在天堂会面，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王尔德，奥斯卡·王尔德。这样的回答，也许是智者惺惺惜惺惺的情结，不过我更愿意相信，智者在天堂也害怕无聊，希望有个有趣的人做伴。王尔德的智力是公认的:靠诗歌成名，靠小说蹿红，靠戏剧轰动英国舞台，不论文学的哪个领域，他只要涉及，很短时间里都能赢得读者和观众，让众人倾倒，让众人疯狂。他留大飘发背头，穿大红大绿的大领子衣服，戴大钻石戒指，穿锃亮的皮鞋，和玉童青年道格拉斯双进双出形影不离，靠巧智诙谐出入伦敦上流社会，……可谓绚丽多彩的人生，和这样的人相陪，想必是很有趣的。

有趣归有趣，见面总是要说话的。说点什么呢?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文学家，丘吉尔想必会问起王尔德的《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

“嗨，老兄，你对大作《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怎么界定?”求知不知疲倦的丘吉尔问道。

“我最好的长篇杂文，也是英语中最好的杂文。”从来不知道谦逊为何物的王尔德答道。

“好是好，可我就是有点读不懂———”

“这就对了。读不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对话虽然是设想的，但是口气和内容却应该八九不离十。王尔德在两万多字的文章里大谈社会主义，这本身就让身为保守党的丘吉尔头疼，更何况王尔德所谈的社会主义连信奉社会主义的费边社头儿萧伯纳都大摇其头呢。实际情况是，在写《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文之前，王尔德对社会主义并无兴趣，也知之甚少。作为同乡，萧伯纳在威斯敏斯特宫

1958年的麻雀

(本文选自《随笔》2011年第6期)    王祥夫

我父亲把麻雀叫做“家雀儿”，之所以在雀字前面加了一个家，也许因为麻雀喜欢住人家的房檐，所以也招人烦，叫得让人烦。我现在住的顶楼的瓦片下就住着一窝麻雀，那片瓦稍稍朝上翘了一点，那窝麻雀就因地制宜地住在这片瓦的下边，我每天从窗里看着那两只老麻雀忙来忙去，但就是看不到小麻雀露面。那天有工人上来修房顶，我忙对他说:“别踩那片瓦!”那个修房顶的工人说他已经看见了，那两只老麻雀急得什么似的，在不远处飞来飞去。还有一天下大雨，我站在窗子前看着那片稍稍翘起来的瓦，看着雨水“哗哗哗哗”在上边流，我想瓦片下的那麻雀一家子日子肯定不怎么好过，那瓦片之下，一共有几只麻雀?两只老麻雀，再加上几只小麻雀?三只?四只?白天日头那么毒，它们热不热?

麻雀是鸟类，它们不会写历史，如果它们会写历史，那它们一定会对人类充满了不满，饭店里有一道菜是“椒盐油炸麻雀”，一盘子上来，顷刻便会被人们吃光，是嚼之有声，“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麻雀小，一下油锅，连骨头都酥了。这种东西我向来不吃，我也不知道那么多麻雀是怎么弄来的?人类对付麻雀是有经验的。古时的人们向来认为麻雀是性欲旺盛的家伙，可以大大地把人类的阳壮一下，让人们普遍地兴致勃勃起来!“雀脑”是著名的壮阳药。八大山人是观察过麻雀的，在他的笔下，一只小麻雀，发了情，耷着翅膀，翘着尾羽在那张价格想来应该是十分不菲的纸上跳叫。八大山人的观察能力真是非凡。麻雀不会写历史，如果会写历史的话，1958年对麻雀来说是个十分坏的年头。麻雀的名声在

现在中国人有多少学问

(本文选自《随笔》2011年第6期)

沈宁

有这个疑问，是很久的事了。引起冲动，下笔成文，则是因为最近连续遇到的几件事。

第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兹全去世;第二，英国威廉姆王子结婚;第三，读到萧功秦教授文章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第四，清华大学百年大庆。这几件事本来天南海北，互无关联，但在我的大脑里混杂一处，却撞击出对中国现在文化状况的一些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大师级人物，他去世后胡锦涛、温家宝率全体国家领导，都敬送了花圈。我不是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却因跟何兹全教授算是世交，也送了一个花圈去他的灵堂。何兹全教授是我外祖父陶希圣先生的得意弟子之一，母亲叫他师兄，我们尊他师舅。近十年，每次回北京，我都要去何师舅家请安。师舅母郭良玉还健在的时候，每次去都要留下来，吃一大桌美味饭菜，老太太欢天喜地，忙前忙后，乖乖长乖乖短地叫，我已过半百，在她眼里还是小孩子。

多年前我出版《百世门风》那本书之前，请何师舅批阅，并求他著几字为序。那时何师舅年逾九旬，早已封笔，不作应酬，却爽快地答应了我。在序中何师舅指教，我虽略有才华，可惜读书太少，学问贫乏。我是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生，海内外出版过八本书，港台陆报刊发表了大量作品，被何师舅哀叹无知。想起外祖父九十岁生日时，我在酒席上献诗贺寿，外祖父很高兴，对在座朋友说:我这个外孙，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文学基础，能写出一首律诗来，很不错了。我也记得，我多年发表或出版的文字，都寄回家，父亲从来不读，只当我还是练习作文而已。